文明的孩子！

我看到的他始终安静坐在那儿，带副盲镜，遮住了他脸上的表情，或者，他很少面目表情，即使激动、兴奋，也是内心而不表露在脸上。穿着深色的简陋衣裤，显得那样邋遢，即使演出也是。

昨晚去听他的演唱会，和他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在车上聊天时，聊到他的现在，妻子忍受不了多年漂泊的生活离他而去，他现在住在北京，有两个天涯论坛的版主做同屋，义务照顾他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我们都感慨说，为了什么呢？一个艺术家还是普通人，过漂泊的生活还是正常的娶妻生子做房奴做车奴，日日做提...

袁鸿说他上半年到现在只有20天的时间是待在北京的，我们的两次采访却占据了他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且每次都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恰巧在北京。我心中窃喜，转瞬却又觉得怎么这么无耻啊，他宝贵的时间，我们本来是说简单聊聊，为采访赖声川做准备，却越聊越投机，就真的聊出了一篇文章。当他看着你眼睛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那么真诚，又像个斗士，一个人的战斗，没有希望，没有终点。

然而整理采访录音却把我累趴了，足足有两三万字，而把这些话摘录出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却觉得哪句话都很好啊，删减的过程真是痛苦，最后出来的可能只有五六千字。

袁鸿如今的身份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等戏剧的制作人，取得一系列戏剧票房奇迹的“隐形后盾”。倒推六年，他那时开始独自经营国内第一个民营剧场北兵马司剧场，那里后来走出了孟京辉、张广天等一批著名的戏剧导演。如果时间再回到九十年代初，在人们走在路上都恨不得捡黄金的狂热时代，他涉入到“倒爷”的行列中，赚过一些钱，但后来他坚决不干了，“往大了说就是能做到像今天的博鳌论坛，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赚钱”。在他看来，赚钱是件挺容易的事儿。可他不知道这样下去将来会变成什么，或者，“也许是好的，但人这么活也太简单了吧。”于是十多年来他以不同身份坚定的走在戏剧这条路上。
我们的采访在他位于雍和家园艺术区的工作室里，60平米左右的一间屋子。导演和演员来的时候，沙发一拉开，桌子抬出去，就成了一个排练场，赖声川的三个戏《暗恋桃花源》、《这一夜，Women说相声》、《如影随形》都在这儿排的。最开始排练的时候，黄磊、袁泉、何炅等演员都带着助理，小屋里装不下，楼道里站满了人，邻居上门来投诉。后来，演员都感到这个剧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到这儿不需要那么多照顾，像一家人，互帮互助。

但在这个“家”之外，袁鸿还想更多的去做一些事情。他说：“有一天，赖老师有一个成熟的团队了，我也愿意离开。等他有新剧了，我也买票去看。演出结束，当我见到赖老师，可以和他问候，也许有个拥抱。我是希望这样的。”他希望自己能去更多的帮助一些爱好戏剧，对戏剧有热情的新人，从这些“小”的做起，因为他的理解，社会是由“小”构成的，他也认识到——“小”的力量。

采访的时候我问他，赖声川做了那么多相声，那他本身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吗？袁鸿说，他自己觉得挺有幽默的，但我们听他的笑话都挺冷的。“比如什么冷笑话？”袁鸿：比如他学马英九。马英九其实是不怎么会生气的人。赖声川也是，他在排练场，哪个演员迟到非常严重，他会看着你，笑着问：“我是不是该生气了。”他就会觉得挺幽默的，我们觉得挺冷的。这源于马英九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是不是该很生气？”就表达自己的愤怒。其实他还是很淡薄。

而袁鸿常在赖声川和其他导演交流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一个故事他讲得特精彩。袁鸿：比如李和金都在北京，我会安排他们一起喝个酒，听他们讲戏会感觉特High。他们在一起没废话，有一次我特别感动，晚上十一点了，他们在一个小酒馆弄了几个菜，然后就像高手过招一样，头顶上白雾腾腾的，他们就在那儿谈论表演，一直到凌晨四点，说话全是围绕表演，

上周日的晚上在书店偶然和一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聊天，交流了几个问题，收获颇多。

我们从中央的媒体看到的台湾的社会消息，几乎从来都是负面的报道。如果本身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我们口口声称的同胞，那外国媒体对我们的负面报道，我们有什么脸面去指责？

像外国的普通民众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样，中国人也不理解真实的台湾是怎样的。他们网民都关注什么？会不会像今天大陆的网民一样暴力，媒体会不会因为一个赵先生的《功夫熊猫》的言论就热炒？他们会这么热衷各种奖项和排行吗？

这些答案通通是否定点。台湾网民的相对理智，媒体也相对不会像大陆这样傻呵呵的对一个又一个网络上丑态百出的人感兴趣。“台湾人现在对功名越来越淡薄了，各种排行、奖项都不那么重要了。”这个名叫徐和谦的学生说。

八年来台湾的居民收入平均值从1.2万美元增加到1.5万美元，相对的韩国现在已经快2万美元，而原来的韩国还在台湾的后面。民众的反思和不满，也直接促使马英九的高票当选。两岸的开放和互通会进一步紧密，那台湾人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奥运会期间，台湾的棒球队来北京参加比赛，台湾人是否能在运动场挥舞台湾的“国旗”呢？“如果我们到时在电视直播里看到会场挥舞起台湾的旗帜而被保安带走，我们真的会很伤心。大陆是不是真的把我们当作兄弟？我们会很怀疑。如果这一切是被允许的，我们会很佩服你们，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会很甘心的将来的回归。”徐和谦说。这样的话让我为之一惊，有谁想过这个问题，到时我们又会怎么做呢？

看杨德昌的《A.Brighter.Summer.Day》，随手记下片头的一段文字：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里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我们聊起这部电影和这段话，徐说，杨的这部电影的场景在现在的台湾年轻人身上已经少了，特别是现在八零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已经很分散了。

问了他几个台湾现在的作家，他推荐了这几位：公共的知识分子杨照，台湾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家黄春明，显示主义作家陈映真，迷幻写实主义的骆以军，当然还有南方朔。

一切又从头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规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踏踏实实的生活。

感谢2ya的拍摄

在哪个夜晚，我又突然被带进对某个“新世界”的好奇中，那里有不同的思维，阳光般耀眼的生活方式，欢乐和简单取代一切，不再是“呼愁”的文字，即使很美。

有点陌生。时间和距离拉长了回忆的路途。但那样的新世界，不是自己也曾经拥有过吗？三年前，一个快乐的女生带给的是一个如兔子般轻巧、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怎样一个纯真的年代啊。

那时知道怎样生活，对生活的一切抱有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尚未打开的世界一切是那样精彩，简单快乐……

经历慢慢消磨掉了这一切。说这样的话让我像一个经历世事的老者。但不是的，我只是好奇，为什么纯真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倦怠，忧心重重和烦恼不断。

三年来，面对的外部世界越来越广阔，而内心的世界却越来越狭窄。对世界抱有的新奇感没有了，人变得成熟，经验而不是试探取代了行动和判断力。这是成长的益处还是对人的消损？

三年前那个夏天，我重新认识过那个女生。而过去的这漫长的700多个夜晚，我经历的是糟糕的生活，是混乱和无序的冲撞，像一个围绕着明灯的苍蝇，没有眼睛，靠微波探寻，却终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于是在这个夏天，我突然想到最初，想到本真。不是再去寻找她，而是该回头看看那时的你，现在是不是正做着曾经最让你最鄙视的一类人？

我原以为，记忆再也不会带我回到那个夏天，带我回到在一次同学会再见她时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种感觉不由说出，但一直从小的相识，我知道那是海边长大的她独有的天成，她给我难以言说的自然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让我们用些比喻来想象那个春天化身给她的女孩吧。

四月天出生的她，像四月的季节。漫长的寒冬过去，在三月春初醒的铺垫后，大地万物的欣欣向荣。迎春花开，北方冬天落尽的树叶也开始发芽了，一片嫩绿的新。海边的风不再是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有太阳的天气，到海边走走，迎面的是惬意的微风抚摸着你的脸，心也都开了花。海鲜上桌了，父亲在每个早晨去海边散步时都会拿回出船回来的渔民朋友刚捕获的海鲜。上学的路上也因有了温暖的春风而让清晨起床的痛苦消散了许多，课间可以把目光投向窗外，看着大海的波浪起伏，有时会干脆逃一下午的课，到海边走走或看一本书。这一切的优待只是因为我们那个高中离海大约有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小城充满阳光了，一冬厚重的衣服也让少年不耐烦的想挣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像从狱中解放一样轻盈的身体。

四月，小城里欣欣向荣。这个解放的季节，春天释放出了她酝酿了一冬的温暖，带来了欢乐。你能不爱这样的季节，像爱这个季节出生的女孩吗？她让你寒冷的内心有了阳光，充满了暖意和希望。

三

漫长的告别其实难以告别，像遗忘永不可遗忘一样。能拥有的只是心底对自己的欺骗。虽然人要继续上路，继续生活，但不能遗忘的是本质的纯真。那是一个人的内核，遗失了，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空洞的躯体。

这个夜晚打破了我对自己之前所拥有的肤浅的经验的骄傲，让我羡慕那些同龄人所面对的新奇世界，和那些毕业即使十年却依然能面对世界保有新奇感受的人。

一点点打开自己的世界和突然的面对广阔世界的不一样，前者让人有面对世界的想象，那种想象生动、立体、自然，生活越来越精彩；后者让人停滞、倦怠，得过且过。

匆匆，匆匆，我们的脚步带我们一路狂奔。但停一停，终点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目的地？沿路的风景在你眼中吗，人生是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过程永远比结果更重要。结果我们带不走，沿途美丽的风景却可以长久的保存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如果还有可能，从这个清晨开始，回到心灵的原点吧，努力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个纯真年代。

桃花要开，春天要来，你就让我再做一次飞翔的尝试；湖水太深，岸又太远，我怎能知道你何时再来？

毕竟我还只能做一个蹩脚的游客，无力在旅途中发现什么。那些迷人的景色已经让我迷失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