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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是一枚“定时炸弹”

08年12月26日，梁文道38岁生日这天，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刚进印场。

梁文道18岁开始写文艺评论，一转眼二十年。在今天评论界的影响，陈丹青初见他时会觉得像个老朋友一样评说，“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会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会让人立刻会想到（这件事）梁文道会怎么说。”

但梁文道对自己的评论文章结集出书却一直抱着犹豫的态度，在《常识》的序言里，他开篇就说，“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梁文道怀疑自己出书的价值，也对每天出版那么多书浪费痛心，这是他不出书的原因之一。其次，“我真不觉得自己的书有什么价值，我写很多文章，但我没有从头到尾去写一本书。我大部分都是评论，电影、音乐、艺术、书，评论都有时间性，时间已过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梁文道像一个不能停下的推土机，“我永远都在写新东西，我停下来把旧作整理成一本文集的时间，我能写出五六篇评论。对我来讲，新的评论比整理旧作更重要，因为写评论都是在切入当下的问题，不管文化也好，政治也好，那才是我最大的关怀。”

但书终究还是出了。1月7号广西师大出版社安排梁文道和陈丹青做了一次公开对话，两位光头黑衣，对当下中国各种问题发出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会怎么谈论彼此？陈丹青说梁文道在媒体发表的文章他都看，他自己谦虚，说时评会被迅速忘掉，因为我相信，一篇文章得读两三遍以上才算是读，做成书，可以这样读。

类似的说法在答应出书前梁文道渐渐开始想明白了，“出来一个什么事，我马上写东西去回应，像开枪，但开过的子弹放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发现，把他们重组一下，能变成一个‘定时炸弹’，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一两年后才能发挥作用，我发现有这个效果。”这样他发现“两三年写作的东西居然没过时，在这样的理由下我觉得好吧，可以出。”

一个爱读书的少年混混

4个月大的梁文道被父母从香港送到台湾，那是1970年代，和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讲述的60年代台湾少年一样，梁文道是个“反叛，放荡行羁，满嘴粗话，喜欢打架”的年轻人。今天再回忆那段青春的狂躁岁月，梁文道说，“我那时打架很厉害，我从台湾回香港的一个理由就是打架，当时我初三，成绩很糟，高中都不收我，就跑去私立学校，但刚进去，人家就说，你就是梁文道，马上赶出去。我打架很出名，附近人都知道——你是个超级小混混。”

梁文道从小和外公、外婆住，外公在大陆时是商人、国民党官员和青帮老大，也是爱读书的人，梁文道从小跟着外公屁股后面，外公就教他读古书，“外公对我影响非常大”。梁文道说自己很奇怪的是，哪怕当时打架那么凶，每天打好几次，看到临班的某个男生不爽就打一架，但他说话斯文，白天打架，晚上回去看存在主义、佛洛伊德，从小他就迷恋哲学。

16岁时梁文道回到香港，相对温和的环境让他少年的冲动渐渐平息，那一面“逐渐脱落，掉下来”。在香港读到高三，他开始写文章，搞艺术。

89年考大学，本来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录取他，只有他参加考试及格三门就可以上大学，但考试那天他去“创造历史了”，就此落榜。

隔了一年，家人和他说“你去美国碰碰运气吧”，他就背着行李去了美国，住在亲戚、朋友家。先在波士顿住了半年，后来去了纽约。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很多东西，在美国的叔叔告诉他，你可以用你写的东西敲开哈佛大学的校门。他就在那里混，一面恶补英文，一面继续写东西。第二年父母说快考试了，你回香港准备一下吧，他回去，准备了几个星期，考上了大学，没有回美国。就此开始，后来渐渐成了“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代表之一。

梁文道的人生危机

梁文道把香港的文化人形容成“难民”，“在香港谁管你文化，不会有什么大众知名的文化人。我觉得北岛说的很好，‘只有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诗人。’”

然而，经过近二十年的奔波——做电视评论、写文章、著书，特别是03年去做香港最大的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做台长，梁文道“一下踏入了主流媒体圈”。他说现实让他害怕，现在香港的路上大家认识他，计程车的司机也认识，“以前就是个文化人，怎么会这样大众知名度呢。”

梁文道有点困惑，他发现自己和20年前变得太不一样了，“一方面我20年前的想法自己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文艺青年，一个读书人。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名利圈里的人，因为做电视的缘故，你就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名人的状态，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诱惑和迷失呢？我有没有变得虚伪？我有没有变得跟着这个圈的潮流走了？”

另一方面，梁文道从小读哲学，“当时觉得人生的意义问题太重要了”。从美国回来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读的还真是哲学，可前年年初，他发现自己念了这么久哲学，结果却只是懂得理论概念跟方法。他做了个比喻，“情况就和我一开始走进一座森林是有原因的，结果走进去后，我熟悉里面每棵树的气味、形状和颜色，但我忘记了为什么当初要走进这座森林，我已经忘记了人生意义是什么，做人该怎么做，这么重大的问题。这些东西并不是通过读书读回来，而是你需要实践的，你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自己，知道一些事情要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没有，那时是我最大的危机。”

后来如我们所知的，他就穿着素黑，皈依佛教，开始修行。如果是他身边的朋友，也会发现他粗口也不说了，“因为我觉得需要做一些事情在自己身上。”

他也想开始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好人——不迷失，遇到困难不沮丧，遇到压力不退缩，遇到称赞不自大，遇到批评不愤怒，很稳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心态很健康很无常。

对谈梁文道：我的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
问：你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那追求什么呢？
梁文道：我是一个“介入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追求的是怎么让周围的世界产生变化，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讲，作品不是我的书，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我如果能影响某些事、某些人，他们就是我的作品，那个作品是看不到的。

问：这20年你看到有哪些影响？
梁文道：影响不大，但变化还是有的。像过去我主要在香港发表文章，我觉得对香港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未必很大，很正常，知识分子，读书人，尤其是香港的读书人，是习惯“失败”的，尤其是你希望影响什么但你影响不了，你希望改变什么但你改变不了，这是你一开始干这行就应该了解的。

问：但是有一个远观的理想，不一定能触到，存在就好了。
梁文道：当然，但是多半不会实现。

问：你18岁开始写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吗？
梁文道：一开始写东西总是很直觉，那时写艺术评论多，写剧评、影评，看了一个东西直觉觉得需要讨论，或者需要有反应，就直接写。是你写的多了，想的多了，才会朦朦胧胧出现一个远景，一个目标。

问：这种远景大约什么时候出现的？
梁文道：十年前吧。但它会不断修正，像现在它就修正成了，比如我写时政评论，我不寄望改变现实了，我更希望能多一种气氛，怎么样温和的、理智的去看待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遇到的事情。有这么一种气氛出来就很好了，大家渐渐讨论问题不要激动，辩论时候不要骂人，心平气和去看东西，这样你的脚步就会慢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太快了，我们要慢一点。

问：刚才你说香港文化人的“失败”，大陆熟知的香港文化人，都是多产，知识很庞杂，什么都可以写，不像大陆的文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这是为什么？梁文道：首先，这是逼出来的。香港文化人出路不多，我们都像难民，海上遇难了，抱着一块浮木，身边有任何飘过来的东西都想把它拉住，所以我们做不同的事，写很多东西，这是生活所逼。第二，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文人的传统，西方像苏珊·桑塔格，她什么都会碰，什么都会谈。中国像苏东坡，他写文章、画画、写诗，文章什么都有，评论时事有，发掘古典有，谈历史也有。这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反而觉得我们过去大陆这边太专业化了，我们太注重每个人走一条路。
还有，就是香港人敢写，大陆这边的文化人我感觉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看法，但问题是他们不敢写，怕丢饭，怕人家说外行，我们香港人比较“不要脸”。

问：你写过一篇《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影响非常大，但你没提过这最后一代人代表是谁？
梁文道：林夕，林奕化，欧阳应霁，汤祯兆，李照兴，陈冠中算是更早一辈。最后一代意思是说，这是最后一代仅在香港成长，发展，他的文化背景是纯香港式的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不会出文化人了，而是那已经是中国的文化人了。在我之后更年轻的那一些文青，他们会看很多大陆的东西，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会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东西。比如我谈自己喜欢的唱片，我会谈西方的，外面的。但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他可能会讲左小祖咒或周云蓬。

问：我听说香港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做了一个“独立媒体”，既能写好文章，还会积极的行动、参与社会，与大陆的年轻人很不一样，你能谈谈吗？
梁文道：这是近几年让我很快慰甚至很欣喜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用知识分子态度读书，写作，发言，但另一方面很在乎对社会的实际参与，有必要他上街游行，有必要他搞组织。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香港过去其实一直有，五四的时候，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不都这么干，大家都实际参与一些事情，而不是坐而论道。

问：在香港，“五四”的传统没有断过吧？
梁文道：在某个圈子，这种文人的传统在某个圈子没有断过。五四是文人、知识分子分子要介入社会，这个传统没断过。那么在大陆你怎么介入？除非你当官吧。

 

撰文：谭旭峰


10月24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波兰斯基见面会上，陆川作为特邀嘉宾见到了波兰斯基，尽管之前在台下已经和波兰斯基有过交流，但他在现场仍然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我从很小就看波兰斯基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水中刀》，其中有一个镜头到现在还在触动我的心灵：男主人公抓着船的桅杆在海面上行走。那一瞬间我被打动了，我看到了电影的力量，电影总能撕破现实，关注心灵的最深的自由的东西。”

这很容易...

撰文：谭旭峰 

“我感觉自己有点像被汽车大灯照到的一只鹿，我今天肯定不如昨天聪明。”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被无数镁光灯照耀的钱永健幽默地说。那时的他显然很从容。

时间回到2001年12月6日，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举办的诺贝尔“后基因”主题座谈会上，钱永健做了一场时长40分钟名为《蛋白质群体生态和细胞信号的显像》的报告。那一年钱永健49岁，头花已经有些花白，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看上去是如此朴素，以致于他的同事说他“走在大街上，没人认为他是科学家”……

奥巴马真否改变美国还是未知的，但美国民众对盖特纳重建美国的金融系统却抱有信心。

 文|谭旭峰 

冬日早上明亮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户照进来，洒满了盖特纳（Tim Geithner）一身，使他的身材看上去修长，卷曲的短发和年轻的面色让他看上去依然精神。但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多少个彻夜的工作了，此时，他正在接听电话，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华尔街某个寝食难安的公司高层打过来的。盖特纳声音饱满圆润，在美联储那座死气沉沉的大办公楼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

 

 

朱棣文上一次命运发生转折的时间是1997年，那一年他因“发明激光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方法给物理理论带来重大突破”而获得诺贝尔奖，继杨振宁、李政道与丁肇中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那年他只有四十九岁。 

“它将产生许多的干扰，我被推向公众的视野当中，我被要求做许多的事情，有些我真的不是很胜任，所以实际上要花许多时间去拒绝。我还是一样生活，仍然工作，我还是骑车上班，我的衣着仍然和以前一样，我不认为有什么变化。就此而言我不认为我的学生看待我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在后来接受《华人纵横天下》的制片人张克荣采访时，朱棣文回忆到这次转折。 

11年后，已经60岁的朱棣文再次面临人生的转折，这一次带来的改变可能不会那么简单，朱棣被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奥巴马在提名时说，“朱棣文是唯一适合做美国能源部长的人”。他肩负的重任将他真真实实推到了美国公众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