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明de孩子！

我看到的他始终安静坐在那儿，带副盲镜，遮住了他脸上的表情，或者，他很少面目表情，即使激动、兴奋，也是内心而不表露在脸上。穿着深色的简陋衣裤，显得那样邋遢，即使演出也是。

昨晚去听他的演唱会，和他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在车上聊天时，聊到他的现在，妻子忍受不了多年漂泊的生活离他而去，他现在住在北京，有两个天涯论坛的版主做同屋，义务照顾他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我们都感慨说，为了什么呢？一个艺术家还是普通人，过漂泊的生活还是正常的娶妻生子做房奴做车奴，日日做提...

袁鸿说他上半年到现在只有20天的时间是待在北京的，我们的两次采访却占据了他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且每次都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恰巧在北京。我心中窃喜，转瞬却又觉得怎么这么无耻啊，他宝贵的时间，我们本来是说简单聊聊，为采访赖声川做准备，却越聊越投机，就真的聊出了一篇文章。当他看着你眼睛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那么真诚，又像个斗士，一个人的战斗，没有希望，没有终点。

然而整理采访录音却把我累趴了，足足有两三万字，而把这些话摘录出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却觉得哪句话都很好啊，删减的过程真是痛苦，最后出来的可能只有五六千字。

袁鸿如今的身份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等戏剧的制作人，取得一系列戏剧票房奇迹的“隐形后盾”。倒推六年，他那时开始独自经营国内第一个民营剧场北兵马司剧场，那里后来走出了孟京辉、张广天等一批著名的戏剧导演。如果时间再回到九十年代初，在人们走在路上都恨不得捡黄金的狂热时代，他涉入到“倒爷”的行列中，赚过一些钱，但后来他坚决不干了，“往大了说就是能做到像今天的博鳌论坛，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赚钱”。在他看来，赚钱是件挺容易的事儿。可他不知道这样下去将来会变成什么，或者，“也许是好的，但人这么活也太简单了吧。”于是十多年来他以不同身份坚定的走在戏剧这条路上。
我们的采访在他位于雍和家园艺术区的工作室里，60平米左右的一间屋子。导演和演员来的时候，沙发一拉开，桌子抬出去，就成了一个排练场，赖声川的三个戏《暗恋桃花源》、《这一夜，Women说相声》、《如影随形》都在这儿排的。最开始排练的时候，黄磊、袁泉、何炅等演员都带着助理，小屋里装不下，楼道里站满了人，邻居上门来投诉。后来，演员都感到这个剧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到这儿不需要那么多照顾，像一家人，互帮互助。

但在这个“家”之外，袁鸿还想更多的去做一些事情。他说：“有一天，赖老师有一个成熟的团队了，我也愿意离开。等他有新剧了，我也买票去看。演出结束，当我见到赖老师，可以和他问候，也许有个拥抱。我是希望这样的。”他希望自己能去更多的帮助一些爱好戏剧，对戏剧有热情的新人，从这些“小”的做起，因为他的理解，社会是由“小”构成的，他也认识到——“小”的力量。

采访的时候我问他，赖声川做了那么多相声，那他本身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吗？袁鸿说，他自己觉得挺有幽默的，但我们听他的笑话都挺冷的。“比如什么冷笑话？”袁鸿：比如他学马英九。马英九其实是不怎么会生气的人。赖声川也是，他在排练场，哪个演员迟到非常严重，他会看着你，笑着问：“我是不是该生气了。”他就会觉得挺幽默的，我们觉得挺冷的。这源于马英九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是不是该很生气？”就表达自己的愤怒。其实他还是很淡薄。

而袁鸿常在赖声川和其他导演交流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一个故事他讲得特精彩。袁鸿：比如李和金都在北京，我会安排他们一起喝个酒，听他们讲戏会感觉特High。他们在一起没废话，有一次我特别感动，晚上十一点了，他们在一个小酒馆弄了几个菜，然后就像高手过招一样，头顶上白雾腾腾的，他们就在那儿谈论表演，一直到凌晨四点，说话全是围绕表演，

晚上放完片子，张克荣说待会儿顾长卫要来——《华人纵横天下》的第108个人要拍他。于是就在咖啡馆里等着和他聊聊，顺便请他到单向街·沙龙（顾已经答应了，5月10号以后的单向街·沙龙，有兴趣的看官，要随时关注单向街的网站了） 。好说歹说，最后还要感谢聪明能说的喻江同学，他才答应了。

“最近说得太多了。”顾长卫说。他是不喜欢说话的人，但是那种气质在那里：还没进门，在门口的眯眼睛接他进来时，我还没认出来——带着黑色的Nike帽子，穿着深黄色的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裤，简单朴素。

“真正的大人物都是普通的。”深夜和张克荣的助手张东在咖啡店里聊，他拍片的时候见过李昌钰、贝律铭等人，“你会觉得他们和常人一样，在那里坐着，很普通。”他说。“对，回归了嘛。”我说。“真正烦人的是他们那些助理。我们拍章子怡、李连杰的时候，那些助理真是一个事儿。”“最是那些有点小名的人，感觉自己和普通人脱离了，开始有优越感了，颐指气使的，这些人最让人讨厌，他们也难以回归。”

不记得具体聊了什么，大家都挺紧的。他不是喜欢说话的人，不喜欢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你想请他来做讲座对他来说真是挺难的事儿。”《立春》的副导演杨薇薇说，“要不是因为《立春》的宣传，他不会接受媒体采访。”

后来我问起为什么华人要拍顾，薇薇说顾在美国待了多年，当摄影师，拍过《孩子王》、《红高粱》、《菊豆》，很多片子。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道他还获过奥斯卡最佳摄影师提名，后来才转做导演。

片子拍摄三年，经过很多磨砺。女主角是为蒋雯丽定做的，为片子蒋要专门增肥，要扮丑，要学包头话。男主角是舞蹈演员，四处找不到，后来焦刚到了剧组，和一堆等待面试的演员坐在一起，“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一进门就看到他了。”薇薇说，“我想我们还四处疯了去找人，不是为焦刚量身定做的角色嘛。”

去年底《立春》在罗马电影节获奖， 直到不久前才在国内公映，媒体关注的高潮过去了，所以票房并没有应得的那么好，对于独立制片的顾长卫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独立制片人的风险太高了。”什么时候艺术电影才能得到它应得的关注，才能体现出它应得的商业价值呢？对顾长卫们而言，不知道这个等待的时间会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