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明de孩子！

 

 

朱棣文上一次命运发生转折的时间是1997年，那一年他因“发明激光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方法给物理理论带来重大突破”而获得诺贝尔奖，继杨振宁、李政道与丁肇中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那年他只有四十九岁。 

“它将产生许多的干扰，我被推向公众的视野当中，我被要求做许多的事情，有些我真的不是很胜任，所以实际上要花许多时间去拒绝。我还是一样生活，仍然工作，我还是骑车上班，我的衣着仍然和以前一样，我不认为有什么变化。就此而言我不认为我的学生看待我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在后来接受《华人纵横天下》的制片人张克荣采访时，朱棣文回忆到这次转折。 

11年后，已经60岁的朱棣文再次面临人生的转折，这一次带来的改变可能不会那么简单，朱棣被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奥巴马在提名时说，“朱棣文是唯一适合做美国能源部长的人”。他肩负的重任将他真真实实推到了美国公众的面前……

文|谭旭峰

1987年，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第一次在斯坦福大学见到赖斯时，这位言语文质彬彬又透出咄咄逼人气势的33岁年轻教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他总悄悄溜进斯坦福大学去旁听她的政治学讲课。很快，斯考克罗夫特把赖斯从斯坦福带到了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这位年轻的黑人女性从此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毫无疑问斯考克罗夫特是赖斯从政路上的伯乐，而目标明确就会用全部热情和精力去投入进去的赖斯也没有让斯考克罗夫特失望。1989年，赖斯进入了老布什总统的执政班底，从行政主任，高级总监，然后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负责东欧和苏联事务……

“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具有文化和道德观。”《凯恩斯传》的中文译者，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终身教授相蓝欣说。作为凯恩斯派传人和捍卫者的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年仅55岁的年龄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撰文：谭旭峰

克鲁格曼生于美国“婴儿潮”一代，那一代人因为建设了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而过上了更为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并巩固了美国世界霸权。可是后一代人继承的却是庞大的债务和退休者福利的压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很少发表评论了，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和政治侵占了人们的大脑。

克鲁格曼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他最新的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里，克鲁格曼在开篇里就提到，“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辞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

是的，“那段篇章”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新闻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经济危机填满。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言论常常是危机前的“警钟”。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情况下，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直言亚洲模式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经济泡沫，深刻的危机已经潜伏。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真的爆发了。

2000年，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写了一篇《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10月18日，在专栏里另一篇《石油上升周期》文章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还是明智的，我们应该及早打破能源危机即将来临的循环。此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

06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预言了：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克鲁格曼认为，这是针 对“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的一剂“处方”。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后来，如我们知道的，美国房价全面下调，次贷危机，世界股市暴跌。

克鲁格曼的个人博客在《纽约时报》，他的是如此活跃和高产，每天都有更新的文章，所谓的专栏，大都是博客文章的整理，大部分直接拿出来都可以发表。在10月13日早上7点40分，克鲁格曼用了简短的八个单词告诉了读者他得知获奖的消息：A funny thing happened to me this morning……

在随后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克鲁格曼说，我不希望因为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个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一个认可，别把他太当个事儿。”但他的老师，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说，“我对克鲁格曼获得这个的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是该颁给克鲁格曼的，甚至有点儿晚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始于1979年，它解释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模式——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在哪里生产，以及为什么生产。1991年克鲁格曼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40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得奖那年克鲁格曼37岁。

“他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后人评论凯恩斯时如此说，克鲁格曼同样继承了凯恩斯，成为一个超越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在他获得克拉克奖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开始在大众舆论中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在学院的研究为他奠定了深厚的经济理论，写过经典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数理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方面他是理论深厚的学院派，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文笔简练、犀利，《纽约时报》的博客和专栏成了他的言论阵地。特别是1992年的总统选举有一次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出了风头，他在电视上的演说给克林顿竞选成功以极大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让他做总统经济顾问。克鲁格曼“性格过于刚直”了。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还要阿谀奉承。”极强的道德感让他有着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

正如《凯恩斯传》里说的，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

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书里，克鲁格曼说，“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或许给克鲁格曼又提供了一次实现“预言”的机会。
发表于《周末画报》

午夜看“无敌”艾伦的新片《午夜巴塞罗那》（网络视频在这里），让我瞎掰的想到了点事情：一个生活舒适的大都市，她的文化古迹应该是城市的普通居民和外来的旅游者所共享的，在旅游者满足了好奇心之外，应该是有能沉淀下来的，融入普通居民生活之中的。而几乎所有北京的旅游景点，外来的人在玩的时候是看不到普通居民的影子的。旅游是旅游人去的热闹，居民的生活干燥无聊。不该是这样的。

 

08年收到的肯定和赞扬话太多了，小尾巴都快翘起来了，幸亏还有燕安这个良师在旁边不断敲打指正我，是为这一年甚至在单向街两年来最要感谢的人。

那天和亲爱的LS同学电话总结我们的08，我说基本满意了。 这一年除了组织单向街沙龙之外，到了年末，所有困惑都基本得到了解决，以后就是要持久的努力做事。

在这年最迷惘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0月质疑自己做沙龙的意义想离开单向街的时候，一个是年末在画报做的最郁闷的时候，都是许知远的建设性的意见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启发。

欲走还留，像情侣吵架过后感情更好一样，我在单向街做久的心是那么坚定了。这里好像才是我真正的大学，即使“毕业后”我也要“留校”，哈哈……

文字才是我的理想。但下笔时总是对自己苛刻。原来以为两年来没写多少东西真是虚度啊，后来想明白了，这是积攒能量的过程吧。09要爆发的。